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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企业争用“海归”:有中企花100万美元挖人(组图)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3日刊文称,面临来自中资企业对人才的激烈竞争,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变得深谙留住中国业务主管之道。

  招聘人员称,在抵御其他公司挖墙脚方面最成功的全球公司向自己的中国业务主管提供更多在国内外轮岗的机会、有竞争力的薪资和诱人的医疗、教育或家庭补助。

  咨询公司美国怡安翰威特公司的全球合伙人庞锦峰表示:“这些公司认识到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认可。”

  对所谓“海归”的争夺尤为激烈。“海归”是指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后回国、拥有西方经验的中国人。“海归”因为对中国和西方处事方式都很熟悉而受到中外公司青睐。

  7月份,通用电气公司任命已在该公司工作了近20年的段小缨担任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并声称“她的任命体现了我们提拔有才能的本土领导人的一贯承诺”。段小缨出生于上海但曾在美国读书,以前负责公司在中国迅速增长的医疗业务。

  段小缨说,通用电气公司向员工提供培训并通过社交媒体与他们互动,从而使公司中国区的员工—他们当中很多人是本土雇员—的跳槽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据一位熟悉该公司情况的人士称,多年来有些中国高管从通用电气跳槽到本土企业,但人数很少。该人士称,通用电气管理层“非常清楚(对“海归”的竞争日益激烈)并顺应了市场形势的变化”,因此他们经常审议薪资福利并进行必要的调整。

  据知情人士称,美国康明斯发动机公司将一名“海归”史原再次派往国外,在公司位于印第安纳州的总部担任一个掌握大权的全球性职位。康明斯发言人表示,该公司的留住人才政策由“公司在全球保持成功的策略”所主导。

  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市场研究集团的总经理肖恩·赖因说,对于那些在1989年至2001年间参加工作的年纪较大的“海归”来说,西方企业总体上仍看起来声名显赫,这可能让他们更难以跳槽。

  服务于西方和亚洲企业的顾问公司CEB的亚洲研究部负责人布拉德·亚当斯表示,进入中国公司后工作量不确定且有可能受到文化冲击,就好比“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亚当斯说,最近一家中国公司向一个担任中层营运经理的“海归”提供100万美元的签约金,想把这个人从一家在华西方零售商手里挖走。

  他说,这个“海归”非常了解这家西方零售商的供应链及其制造需求,所以对他的雇主来说极为宝贵。亚当斯透露,尽管这家公开上市的西方零售商无法与中国竞争对手的签约金匹敌,但还是通过给予巨额留任奖金和承诺提供让人满意的职业机会留住了这个“海归”。

  美国媒体称,外企以前一直是中国求职者的最佳选择,因为它们提供了更有竞争力的工资、培训和差旅机会,但在中国经济放缓增长脚步的今天,很多外国公司却面临着来自本土公司的激烈竞争。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2月12日报道,文雅晶(音)正是外企喜欢雇用的那一类中国员工。她是一个曾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工程师,3月份才拿到硕士学位,想找一份薪水相对较高且上班时间灵活的工作。许多人都认为外企恰好能提供这样的工作机会。但2013年7月份,她却接受了一份中资公司的工作。

  今年已经35岁的她强调工作稳定是她做出这个选择的一个理由。她说:“一般情况下,中资公司不会解雇员工,除非员工问题很严重。但外企在中国的岗位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用处不大,它们就会找更有用的人来取代你。”

  报道称,调查发现,现在的中资公司不仅工作稳定,薪水也越来越高。据跨国企业会员组织CEB的一项调查,2012年有47%的中国员工说他们更愿意在一家本土企业工作。相比之下,倾向于外企的员工比例只有24%。与5年前只有9%的人选择中资企业、42%的人选择外资企业的情况相比,目前的局面正好相反。

  因此,一些西方的企业如宝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提高差旅费和福利等其他待遇。通用电气称他们在中国的起薪几年来已经涨了大约3%到5%。从事专业化学品生意的格雷斯公司2013年已将中国公司的员工薪水平均上调了8.5%,为的是与中资公司和其他西方公司竞争。

  报道称,一些在华的西方公司甚至采取了“激进的”措施,每个季度而不是每年对薪资标准进行核准,从而保证领先于本土企业。

  报道指出,中资公司还在争抢知名度很高的外籍高管。谷歌公司管理安卓系统产品的部门负责人雨果·巴拉2013年加盟中国的手机厂商小米公司。华为公司也挖来了爱立信公司的约翰逊、诺基亚的赵科林和英国政府前首席信息官约翰·萨福克。

  对于在华的外企来说,激烈的竞争意味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和做出更多的工作才能留住员工。据北京的美国商会称,美国的公司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经济增速放缓是其在中国的头号挑战。

  本土企业也变得越来越精于招人。一家中资的钢铁公司宣传要跨界进军海外金融和房地产领域。还有一家国有电信企业去讨好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

  报道指出,2013年华为在中国南方的城市招聘时开出了月薪1万元人民币的起薪。据估计,电信业专业员工的起薪在3000元至6000元之间。华为称提高起薪是因为那里的生活成本较高。

  安永的主管合伙人黎俊伟说,近年来“小股的不是大股的”员工离开了安永,加入中资公司。有的时候,员工离开是因为他们期待在本土企业能够有更快的发展或升职的机会。他说他提供咨询的那些跨国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报道称,在2013年11月人民大学的一场招聘会上,国有企业前排的队最长。一些求职者说国企能解决户口。这是他们对国企感兴趣的原因。

  美报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大公司在争取本国优秀人才方面与外国公司展开了激烈竞争。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月21日报道,通用电气公司副总裁约翰·赖斯说,寻找最优秀的人才对全世界的企业来说仍然是个挑战,这种情况在中国同样竞争激烈。

  赖斯说:“尤其在中国,去年10年当地涌现出了一流企业,这些企业素质很好,我们现在必须与它们争夺人才,我们必须在竞争中占上风……如果做到了,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份,不过竞争必定很激烈。”

  他指出,中国员工非常珍惜和重视专业提升的机会,因此提供培训和与学校建立关系可能有助于吸引人才。

  中国土豆网创始人王微说,虽然中国以“山寨”产品而出名,但是中国当地企业的创新能力堪比外国竞争对手。他说,他们的创意“堪比美国硅谷的新兴公司”,不过这些刚刚起步的企业往往在实施创意时失败。

  王微指出:“相对于美国同类企业,(中国企业)成功的比例低很多,不过如果光看创意,都很妙……我认为这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是缺乏实施能力的问题。”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4日刊登题为《在华美国公司感受到冷风,虽然许多公司仍有盈利》的报道称,中国极快的经济增长逐渐放慢、来自中国公司的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严重影响了在华美国公司的利润。许多公司高管觉得,中国政府偏向国内企业,使竞争环境对外企不利,或是抱怨被限制外国投资的法律排除在中国经济部门之外。与此同时,严重的空气污染使这些公司越来越难吸引外国高管到中国工作。

  2014年头5个月,美国对华投资比去年同期下降9.3%,这可能是美国企业日益清醒的一个迹象。来自欧洲的投资下降幅度更大。

  当然,外企在这里仍有诱人的机会,从出售飞机的稳固业务到电影业新建的合作关系,从消费品到金融服务。但取得两位数的利润增速比20年前要困难多了。中国已成为一个日渐成熟的市场,面临许多难题,这些难题很多与主导的经济模式有关。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克里斯琴·伦德布拉德说:“与过去不同的是,低息贷款、大量的机会和唾手可得的成果在逐渐消失。”

  安可顾问公司大中华区董事长詹姆斯·麦格雷戈说:“如果外企在中国的业务是中国需要的,或者是中国做不了的,那它们会有机会。”麦格雷戈说,随着中国公司日益强大,“中国人不能做的少了,需要的也少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制造商蜂拥来华,利用当地低廉的工资和巨大的新消费者市场。中国市场的增速令人震惊。过去30年,中国约有3亿人进入中产阶层。

  但外企越来越失望,因为它们无法利用许多最好的机会。中国严禁或严厉限制国外资金对中国许多部门的投资,尤其是大型国企主导的部门。从电信到银行、从石油到造船,国有大企业都占支配地位,它们往往能得到补贴和低息贷款。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说,中国有100多个部门限制投资,包括农业、石油化工和医疗服务,而美国只有5个部门完全限制投资,在另外24个部门对中国投资实行较小的限制。

  港媒称,预计今年回到内地的留学生人数将创下30万人的纪录,等待他们的将是近年来最惨淡的就业市场,因为与昂贵的外国学位相比,内地企业更看重工作经历。

  据《南华早报》网站2月3日报道,海归求职者在就业市场上不仅要与其他海归竞争,还将面临估计多达730万内地毕业生的更残酷竞争。

  现年24岁的杰奎琳·古(音)刚刚从英国达勒姆大学取得法律硕士学位。她说:“找工作比考大学还难。”在过去4个月里,她投递了50多份简历,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面试,最后签了上海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但月薪只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仅达到她预期水平的三分之一。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现,在去年上半年接受问卷调查的830名留学生中,86%的人都于毕业6个月内在内地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但5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职业人脉不如内地毕业生。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薪水低于预期。

  杰奎琳·古说,留学经历让她处于竞争劣势,因为她无法把学业的最后一年主要用来实习。她说:“当内地毕业生忙于在律师事务所建立人脉时,我还得写论文和准备几门期末考试。”如果再来一次,古说她会就读中国大学的法学院,然后在国外留学一个学期。

  她说,留学的一大优势—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不特别被内地律师事务所看重。找工作的时候,人事部门净提一些有关她会如何处理实际案件的问题,而“只有那些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人才知道怎样作答”。

  古说,她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用人单位对外国顶尖高校的认可度不如对国内顶尖大学的认可度。大部分面试她的人都没有听说过她的母校,这所英国顶尖大学。“中国雇主只认可那些名气最大的大学,也就是常春藤盟校、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因为他们完全没听说过其他学校。”

  但是,常春藤盟校毕业生杨贺波(音)的求职遭遇也强不到哪儿去。2012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精算学硕士学位后,他因为找不到工作而申请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他说,即便是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与内地名校毕业生相比也没有什么明显优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由于留学人数激增,留学经历已经不能再给一个人的简历“镀金”了。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说,(根据对近500家用人单位的统计)2013年的计划招聘岗位数比2012年下降了15%。

  香港泰田、麦基尔国际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蔡惠琴说,雇主更青睐有丰富工作经历的毕业生,而许多有留学经历的内地学生几乎毫无工作经验并“脱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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